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微信营销 > 营销教程 > 商君书译文, 《商君书》全文、译文

商君书译文, 《商君书》全文、译文

作者:   来源:  热度:0  时间:2020-08-01







《商君书》全文白话译文(上)更法第一原文: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

《商君书》全文白话译文(上)

更法第一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题记:此篇记载了秦国实行变法之前革新派与守旧派围绕该不该变法,为什么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争论。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垦令第二

原文: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上壹則信,信則官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

無以外權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

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無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

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酤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飽,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

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亂農之民欲農,則草必墾矣。

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

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

百縣之治一形,則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則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赍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

令送糧無得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

無得為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题记:本篇共分两方面内容,一是有关垦荒法令的内容,共有二十条法令,二是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

译文: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变。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民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异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异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如果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愚笨的农民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干的思想。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如果这样,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农民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奸民没有了依靠,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农战第三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酟、苝雛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雛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餬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题记:商鞅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农战政策,并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农战的重要性,提出要根据民众在农战中的功绩受官加爵,那些儒生、说客、商人不参加农战,不能受官加爵。

译文: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官职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国家的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进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图谋自己的私利,用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下面卖弄权势,谋取私欲。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出卖国家权力就不是忠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金钱和财利。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升官的下级便说:“财产多了,那么就能得到高官亲安处之。”并且还说:“我不用上金钱财物待奉上级来取得升迁,那么就会像用猫做食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手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校正弯曲的木材,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到处搜刮钱财来待俸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如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就会卑微,家庭就会贫穷,假如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会考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有才华的杰出人士会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权势;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君主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欢卖弄,图谋不轨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出现一个学《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人搞手工业,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选用官吏失去了法规。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社会安定;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现在的国君仅凭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来使用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根据君主的喜欢爱恨来讨君主的欢心,使官吏处理政务千方百计适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国家选用官吏就没有了法规,这样国家就会混乱,而民众不会专心从事耕作和作战,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的民众从事的其它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谨慎地进攻。谨慎地进攻,就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轻率地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世上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辩明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没有掌握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说客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胀脑,国中的民众也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头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诸侯国就来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败。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那么他们早晚就会都去从事农耕作战。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才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教育民众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办法,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罚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禄而民众便从事农战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死效命了。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但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面临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设施,考察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战事,这样灾难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那些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絮烦无有的言谈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的辩说,不去探求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学习他们。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普通人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高兴他们这样。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改为靠高谈阔论吃饭,并且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就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原因。如果国家凭空谈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开疆辟土,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靠专心于农耕和作战,集中民众的力量罢了。

去强第四

原文: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国无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作壹百岁,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声以实,故能为威者王。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故攻官、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

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

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

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

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国无怨民曰强国。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

题记:强指百姓不听政令。本篇谈论如何消除百姓不听从政令的弊端。作者认为去强需要以刑罚,专心农战,少事商贾也是去强的办法。

译文:

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却当做富国来治理,这就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被削弱。军队能做敌人所不敢做的事就强大;对征战等国家大事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做的事(儒家把发动战争看做耻辱)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国家贵在法制稳定。国家政务繁多,就会被削弱;国君政务精简而不杂,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只是满足守住一千辆兵车的物资,国家就会削弱。行军征战之事,士兵用心效命,国家就强大;打仗时军阵安排混乱,士兵不卖力,国家就会被削弱。

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虱害;第一是“岁”虱,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第二是“食”虱,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第三是“美”虱,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第四是“好”虱,即商人买卖稀奇物品;第五是“志”虱,指官吏营私舞弊;第六是“行虱”,官吏办事不积极。这六种虱害生了根,国家必削。农、商、官三种职业的根在三种人身上,而六种虱害的根,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令来治国,国家就削弱。久任一个官而他能把政事治理得很好,就升他的官级。治道繁多,国家就会弱小。治道缩小,国家就会强大。人民不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削弱。使人民递补遵纪守法,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化为强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要亡国。采用使民化为弱的政策来整治不守法的百姓,就能成就王业。国强而不去战争,毒素灌输于国内,礼乐虱害就产生了,国家进行战争,毒素输于国外,国内没有礼乐虱害,这样,国家必强。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大。虱害产生,国家就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公卿官吏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了,这三种人都穷了,国家必被削弱。

国家有《礼》、《乐》、《诗》、《书》、慈善、修养、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廉洁、智慧这十种东西,国君又不让民众去打仗,国家就一定会削弱,甚至灭亡。国家如果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是让民众去打仗,国家也一定会兴旺,甚至称王天下。国家用所谓善良的人来统治,国家就一定会以生动乱直至被削弱;国家用提倡改革的人来统治,就一定会治理好,一直到强大。国家采有用《礼》、《乐》、《诗》、《书》、慈善、修养等儒家思想来治理,敌人来了,国家一定被削弱;敌人不来入侵,国家也一定会穷。不采用这八种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敌人就不敢来入侵,即使来也会被打退。如果发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还能够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富足,国家喜欢实力,谈到攻伐就会谨慎。国家喜欢空谈,谈到攻伐就会轻妄。国家用慎重的态度去攻打别国,用一分力气得到十倍的收获;国家用轻妄的态度攻打别国,出十分的力气,能丧失百倍的利益。

加重刑罚,慎用赏赐,那么国君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死为君主效命。兴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以为对自己有利,而且心中畏惧;使用赏赐,民众也认为对自己有利,而且一心要得到。国家没有实力,却使用智谋和欺诈的办法,国家就一定会灭亡。对于胆小的人用刑罚来让他们作战,一定会勇敢;勇敢的人使用奖赏的办法,他们就会不怕牺牲,舍生忘死去作战。胆小的人勇敢,勇敢的人不怕牺牲,国家就没有对手,这样的话就强大。国家强大就一定能称王天下。用刑罚来约束穷人,让他们去务农,那就会富,对富人使用奖赏,让他们用钱粮买官,那就会变穷。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力雄厚,称王天下。称王天下的国家用十分之九的刑罚,十分之一的赏赐,强大的国家刑事罚占十分之七,赏赐占十分之三,弱国的刑罚占十分之五,赏赐也占十分之五。

国家专心从事耕战一年,就能强大十年,专心从事耕战十年,就能强大一百年;专心从事耕战一百年,就能强大一千年。能够保持一千年都强大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威严,就能以一取十,凭借名声来取得实力,所以能够有威势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积蓄实力却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削弱;能积蓄实力也能使用实力的,叫攻打敌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因此,消灭虱害,使用实力,攻打敌国这三点,国家使用当中的二项,舍弃当中的一项,一定强大;假如三项全用,国家就会有威力,称王天下。

政事在十里之内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弱,在五里之内能做国决断的,国家就强大。在当日就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就能称王天下,在当夜才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国家就强大,第二天才能处理好当天政务的,这样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登记民众的人数,活着的登记造册,死了的人要从户口册上消除掉。如果这样,民众就不能逃避税租,田野上就没有荒草,那么国家就能富足,国家富了也就强大了。

用刑罚消除刑罚,国家就能大治;用刑罚招致辞刑罚,国家会混乱。所以说:加重刑于轻罪,弄罚就是不用也能将事情办成,这样的国家才能强大;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用刑轻重不一,即使用了刑罚,犯法的事情却不断发生,

国家会被削弱,重的刑罚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实力中产生。崇尚实力能用来成就勇敢作战,作战才能产生出智慧和计谋。

有了金子,粮食就没有了。粮食有了,金钱才能有。粮食这种东西价格低贱,而从事农耕的人多,买粮食的人就少,农民就贫困,奸诈的商人就活跃,如果这样兵力就弱,国家的实力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一两黄金输入到国境内,十二石的粮食就会运到国境外;十二石粮食输入到国境内,黄金一两运到国境外,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

强国要知道十三个数目:境内粮仓数、金库数、壮年男子、半年女子的数目;老人、体弱者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数,商人的数目,马、牛、喂牲口饲料的数目。想要使国家强大,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个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弱,直到被别国分割。

国内没有对君主有怨言的民众叫强国,如果发兵去攻打别国,那么就要按军功的多少授予他们官职和爵位,就一定会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从事农耕,那么就按生产缴纳粮食的多少,授予官职和爵位,国家就一定富裕。发兵打仗就能战胜敌人。按兵不动就富足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

说民第五

原文: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题记:商鞅在这一节论述了如何治理民众的问题。

译文: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大。所以,国家如果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到称霸天下。

用所谓的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治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会损失百倍的力量。国家喜欢实力,这叫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喜欢空谈,这叫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喜欢做空谈之事,国家就难以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的法规督促民众作难以做到的事,战争中利用民众这些实力去攻打别国,动用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督促民去做容易做的事,战争中用民众所难具备的东西攻打别国,那么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刑罚重了,爵位显得尊贵;赏罚少了,刑罚才更威严。爵位尊贵,这是君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盛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法令简明,那么刑罚就会减少。民众不服从管治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又去治理它,就会更乱。所以治理国家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那么才能治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情本来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国家混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治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轻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治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大;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然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打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出去胆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所向无敌的国家,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治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大;富裕的变贫困,农民、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大,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刑罚(实际上是指实行法治)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刑罚中产生。因此刑罚多了,那么奖赏就丰厚了;奖赏少了,那么刑罚就显得过分严厉了。民众有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放荡的事情,他们讨厌四种难做的事。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放荡的事,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大。所以能称霸天下的国家,刑罚就用在九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刑罚用的面多,那么六种放荡的坏事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荡的事情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在列国中)就没有敌手。

民众所想得到的东西很多,可是能获得爵位的途径只要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过这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必须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大。国家力量集中又用来对外对外打仗,国家就会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创造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堵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用来断绝民主的妄想。只打开奖励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用来满足民众的需要。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使用,那么民众得到爵位的愿望就会落空了;民众谋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么民众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创造实力,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霸天下的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存粮食,是国家要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

治理国家有几种情况:在民众的家中能决断是与非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强大,由国君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刑罚就能去掉。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治理好。要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众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对那些揭发犯罪者的奖赏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霸业的君主如何实行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能明确一样。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正当黑暗,民众对问题就会产生异议。民众同君主的意见相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政见不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治理好,是因为民众在家中就能判断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治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以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算地第六

原文: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 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 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眗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故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脩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则徼倖于民、上;徼于民、上以利。求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行。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题记:算地就是计算土地,这一节中商鞅论述了利用土地的方法,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充分利用土地与强国的关系。

译文: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口少,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人口数量超过国家拥有的土地,就一定要开辟疆土;土地面积超过人口,就要想办法招来人口开荒。要开辟疆土,就要成倍地扩大军队的数量。可是人口超过了国家占有的土地,那么国家取得的功绩就少而且兵力不足;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量,那么国家的山林,湖泽、财力、物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放弃自然资源,任民众放荡,游手好闲,这是君主在事业上的过失,可是现在从君主到臣民都这么做,因此,人口虽多而军队的实力却很弱,土地虽广而国家的实力却很少。

过去君主统治国家使用土地的比例是:山、森林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水少而草木繁茂的湖泊沼泽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城市、道路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四,这是前代帝王的正确规定。所以治理国家给民众分配耕地使人数少于耕地数。每个农民分得五百亩,国家得到的税收不足以养活一个士兵,这是因为土地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土地方圆百里,派出兵士一万人,人数少于土地数。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家可耕种的土地足以养活那里的民众,山地、森林、湖泊、沼泽、山谷足够供应民众各种生活资料,湖泊、沼泽的堤坝足够积蓄水源。因此,军队出征作战,粮食的供应充足而财力有余;军队休息时,民众都从事农耕,而积存经常富足,这就叫利用土地备战的规则。

现在君主拥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而粮食还不够用来准备打仗,装满粮仓,可军队却与邻国为敌,所以我为君主担忧这件事。土地广大却不去开垦,同没有土地相同,关键在于开垦荒地;用兵的办法关键在于实行统一的奖赏。堵塞民众从耕战之外获得私利的途径,那么民众就一定会归属到农耕上;民众归属到农业上,就一定淳朴。民众淳朴,就一定害怕法令。禁止臣子在下面私自搞奖赏。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凝聚在对敌国打仗上,如此就定能获胜。根据什么知道会这样呢?那就是人之常情。民众朴实,就会造就勤劳的品质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人贫穷了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肯奉献自己的力气就会徇死效力,名和利便一齐得到了。

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根据什么说他们这样呢?现在盗贼向上违反了君主的禁令,而在下面丢失了臣子的礼仪,因此他们的名声受到耻辱而生命有危险,他们仍然不想停止,这是因为利益关系。那些古代的士人,穿的衣服不能温暖皮肤,吃的不能填饱胃肠,为的是磨练自己的意志,辛劳自己的四肢,从伤害自己的五脏,可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这不是人性的普遍规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名利。所以说名和利聚集到一块,那么民众就会顺从它。

君主掌握着给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获得功绩和名声的根本是依靠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弄清权力的情况而掌权,弄明白统治方略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君主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丧失了统治政策却不危险,君主没有统治方法而国家不混乱的情况从严也没有过。现在君主想要开辟土地,统治民众却不明白统治政策,想让大臣各尽职尽责而不确立治国方法,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在国内让民众来隶属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考虑对敌作战。从事农耕,是民众认为痛苦的事,而打仗,是民众认为最危险的事。民众做自己信为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打算。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死就会考虑自己身后的名望。对民众所追求的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考察。利益的来源是土地,那么民众就会竭力耕地;名誉来源于对外作战,那么民众就会拼死打仗。对内让民众竭力种地,那么荒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能战胜敌国而荒地又不荒芜,富强的便可以唾手可得了。

现在不是这样。国君更加卖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们身上有尧舜一样的品德,但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赶不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因为他们掌握权柄的过错。请让臣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假如放弃权力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虽然自身品德好可功绩却少。因为使用《诗》、《书》的空谈游说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轻视君主;作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作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赢利,那么民众就会依靠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选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洁心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且到了国外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私门,就是像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圣明的君主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他们难以拥有的东西,必须用他们难以具备的东西来超过容易获得的东西。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由于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而难以有技巧;世人有技巧,就容易有智慧而不愿出力气。古代神农教会人们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而征服一天下诸侯,这是因为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而且民众多放荡,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君主们却做神农当年做的事,顺从世俗的禁忌,放弃了法治。所以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也混乱,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都错误的结果啊!

人的常情:用尺量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长弃短,用称来称东西的时候就会取重弃轻。衡量个人得失的时候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观察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不多,可民众躲避国君约束的办法很多。对内役使民众归属农业,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多制定禁令,用来限制民众对农战不利才能的发挥,喜欢利用实力来断决民众的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普遍使用,那国内的民众就会一心了,同众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那么就会淳朴,民众淳朴,就会安心住在家乡而讨厌外出了。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让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而很少去托身外国危险之地。民众将资本寄托到土地里就会淳朴,托身外国危险之地就会迷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在外国迷惑,所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尽力而作战积极。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子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观察风俗,确立法规,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弄清国家的根本在耕战,就能制定适当的国策。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那么国家法令就是制定了民众也会混乱。政务繁忙而功绩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刑罚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赏赐是辅助刑罚的工具。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是人民憎恶的对象。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是人民追求的对象。如果国家的刑罚不是可以憎恶的东西,官爵、俸禄不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这就是亡国的预兆了。如果该受刑罚的人隐藏漏网,那么百姓就邪僻游荡,不以刑罚为苦,对于君上存着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显贵、光荣不出于一个门路,那么官吏就要追求势力、巧取名誉。百姓不怕犯法,刑罚就要频繁;官吏不执行法令,刑罚就要错乱。刑罚频繁而又错乱,国家的奸人就会多起来。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得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因而荒废,国家就因而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要诈骗。国家贫穷,国君就缺少财物进行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上没有官做。如果受过刑的人还有地位,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过罪的人还穿着锦衣,吃着肉,百姓就会贪图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职位,就会以自己有功为可耻。百姓贪图非分的利益,就会夸示自己的奸巧。本来,刑罚是禁止人们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励人们立功的工具。现在国家设置官爵,而人们认为可耻;制定刑罚,而人们认为可乐。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错误了。因此,国君必须掌握大权,统一政策,而制定方法。设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轻重相当。任用群臣,要讨论劳绩,根据功勋。这样,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就会平衡了。衡量上级下级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尽他们的力量,国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权力了。

开塞第七

原文: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釱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题记:开塞即开已塞之道。商鞅所说的已塞之道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统一天下的道路,他认为时代已经变化,反对用儒家仁政一统天下。

译文: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为自己,那人类就会混乱。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制服对方来竭力争夺财物,这样就发生的争斗。发生了争斗又没有一个正确的准则来解决,那人们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所以有道德的贤人确立了不偏不倚的正确标准,主张无私,因此人们喜欢仁爱这一准则。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才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方便别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把推举贤人当作自己的处世原则。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长期把推举贤人作为治理准则,就会发生混乱。所以,圣人顺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形势,制定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等的归属权。名分确定了而没有制度不行,因此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管理也不可,因此又设立了官职;官吏有了而没有人统一领导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君主确立了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而尊重显贵的思想又树立了起来。如此看来,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人们的思想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崇尚贤德的人,所遵循的原则是推举贤人,可是设立了君主的地位,使崇尚贤人的准则没有用了。亲近亲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奉行不偏不倚的公正之道,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这三个不同时代,不是做的事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人们原来重视的东西更改了,这是因为社会形势变了,而人们所要施行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所以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世上的人聪明,那么雄厚的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会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世上的人聪慧,就智七有余有实力不足。人的本性:不懂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会服输。所以神农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了诸侯,这是屈服他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贡人聪明,可是当用尽力量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教化民众。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民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时代。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原则,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顺从君主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现在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事是尽力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而近古时代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补被抛弃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塞堵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开启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四个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是英明的君主不能听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用道德教化民众放在首位;现在治理国家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治放在前面而使用刑罚。这个古今不同的治理方法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不义,就是要确定民众所讨厌的,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现在二者名实皆不同,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伤害;确立民众所讨厌的,那民众就会享受他所喜欢的东西。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就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喜欢安逸的懒惰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享受他们的快乐了。用道义来教化就会放纵自己,民众放纵自己就会作乱,民众作乱就会被民众所讨厌的东西伤害。我所说的刑罚,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现在所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的人,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最终民众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来治理,民众一定受害于他们讨厌的东西。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政治混乱的国家,赏赐多而刑罚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刑罚有九分,赏赐有一分。削弱的国家,赏赐有九分,刑罚有一分。人的罪过有厚有薄,所以朝廷的刑罚有重有轻;人的善行有大有小,所以朝廷的赏赐有多有少。这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法则。但是刑罚加在人民已经犯了罪的时候,奸邪就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义”的上面,那么犯罪的事就不能去掉。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赏赐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必乱。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治理人民能够使大的奸邪不产生,使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就必定强。一国这样做,他的国家就可以单独治安。两国这样做,战争就可以稍微停止。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归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古代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如此看来,天下的人之所以愿意有首领,是为了追求天下安定。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程度与没有君主相同;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和没有法规相同。天下的人都不希望没有国君,却又喜欢超越他的法律约束,那么天下的人就都会感到不明白。对天下民众来说没有比国家安全的益处大的事,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大的事。确立君主的原则没有比施行法治的意义大的;实施法治的任务,没有比除掉邪恶急需的了;去掉邪恶的根本没有比严厉刑罚更厉害的了。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刑罚归劝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不理会民众的善举,用刑罚除掉刑罚。

壹言第八

原文: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变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夫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奸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明君知齐二者,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赏罚断,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时移,而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上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题记:壹言就是论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

译文:

凡是建立国家,对于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国家该从事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势,那么国家的风格就能改变,而民众就遵守服从制度;政策法度清明,那么官吏中就不会发生邪恶的的事;国家的政务统一,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国家所从事的根本之业专一,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用;事业集中,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业而愿意打仗。圣人确立法令政策、改变风俗的目的,是让民众早晚从事农耕,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在朝中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设置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民众不用靠空谈、请托私人门路便能为国家立功。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士,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战,他的家一定富裕,而且自己也会在国中显贵,进入朝廷为官。君主打开为国家出力的门路,而堵住为权贵效命的行私请托的门路,用这种办法达到吸引民众力量的目的;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如果这样,为国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励,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实现,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了,四处游荡的民众就会停止,而邪恶的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务农作战,国家就会强大;能够使民众从事根本之业(农耕),禁止商业、手工业,国家就会富足。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度清楚,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民众的力量集中了却不消耗使用不行,民众为国家出力却得不到回报,那么就会发生动乱。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他集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使军队强大;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如果国君只打开为国出力受赏的门,而不堵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的智谋就会增长;民众的智谋多了而不加以教育,那么就会发生邪恶的事。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那么民众就会糊涂愚昧;民众糊涂又不被使用,那么民众的力量就无处用;民众的力量无处使用,又不用来攻打敌国,那么就会产生虱害。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消耗力量用来攻击敌人。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方向一致,民众专一那么就淳朴,淳朴就会务农,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勤劳就会富裕。让富人用钱买官爵,消耗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不会放荡;用刑罚制止他们放荡,就会去务农。所以能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乱,只能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因此君主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国家就强大;国家不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这个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没有治理好,这是因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明执行,那是因为国君助长了动乱的因素。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松统治措施,不能助长动乱因素;国君掌握大权,主持朝政,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在朝堂上捕获奸邪之人,而且官吏也没有邪僻的行为;奖赏、刑罚决断得有凭据,做出的各种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规矩。如果这样,那么国家的制度清楚而民众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而各类人物也能被任用。现在列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却滋长了产生动乱的因素。并不是他们乐意让民众乱,这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没有弄清楚当前的形势。这样的话,他们对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又行不通,向下拘守现状却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不明白社会风俗在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情况,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君主设立了刑罚可民众不服从,奖赏的财务用尽了邪恶犯罪的事更多。所以民众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效法古代,不拘守现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度适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假如对法度的确立不考察民众的具体情况设立它,就不会成功;对政策确立能适应当时形势要求使用它,就不会相抵触。所以英明称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慎重去做,认真考察情况,将思想集中在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上。

错法第九

原文: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地而君或强或弱者,乱治之谓也。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财货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难而利禄可致也,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度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

题记:错通“措”,就是施行的意思。可译为实行法治。

译文:

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众没有邪恶行为,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度严明而民众认为对自己有利;进行战争能造就人才,这是因为功劳分明,民众就全心全意为国家出力;施行赏罚军队力量强大的原因是指爵禄俸禄而说的。爵位俸禄是军队用来奖赏的财物。因此,君主颁发赐予爵位俸禄,必须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国家就会一天天强大;遵循原则不公正,国家就会一天天削弱。所以发出爵位俸禄的原则公正还是不公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那些被削弱的国家,亡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颁发爵位俸禄,这是因为他们颁发爵禄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三王五霸,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不过是授予爵位、奖赏俸禄,可是他们所达到和功效与其他君主相比高一万倍,原因是他们奖赏爵禄的原则正确。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众时,重用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功劳,奖赏他们一定要加在他们在功绩上。论功行赏原则明确,那么民众就会争着立功。治理国家能让民众争着立功,那军队就强大了。

本来是处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隶,这是因为贫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国家却相互兼并,这是因为国家强弱不同;因为拥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国家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这是政治昏庸与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拥有道路与居报,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众就能吸引过来;假如置身于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财富。战友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民众就不可以说自己弱。土地被正确使用就不愁没有财富;民众被正确役使,就不会惧怕强暴的敌人。君主的品德圣明,法令能执行,那么就能使民众所有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东西,役使不属于自己的民众。

英明的君主所重视的,只是按照实际情况授予官爵,依据实情授予爵位,使他们感觉到荣耀显贵了。假如不荣耀,那么民众就不急于得到爵位;假如觉得不显贵那民众就不会追求爵位;爵位容易获得,那么民众就不认为君主赐给的爵位尊贵。颁发爵位,给予俸禄奖赏不遵循正常的门路,民众就不会拼死争夺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爱好和厌恶的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民众用尽了力,那爵位也随着得到,建立了功绩,那奖赏也跟着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让他的民众相信这一点像想念明亮的太阳和月亮一样,那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了。

君主有爵位颁发,军队的实力反而弱,有俸禄发放,可国家依然贫穷,有的国家法度确立了,而社会政治还是乱了,这几种情况是国家的祸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宠臣的求情请托,而把有功劳的人放在后面,那爵禄颁发了,而军队就实力就削弱了。民众不拼死作战而利禄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禄发放了而国家却贫穷了。法令没有标准,而国家的事务一天天增多,结果是确立了而社会政治混乱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众使他们一定用尽全力来谋求立功的事,功绩建立了,而富贵便随之而来,除此之外国家没有私下的奖赏,所以国家的政令就能够成功执行。像这样就会君主英明,臣子忠诚,政绩显著而军队强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根据民众为国家出力的情况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据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担忧不劳累便将功绩建立了起来。

法度的标准确立了,法令才可以执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自己。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鸟兽身上细小的毛却不能将他的好眼力转给别人,乌获能举起上万斤的重物,却不能将大力气转给别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也不能转给别人,但是功业却可以建立,这是因为凭借法治啊。

战法第十

原文: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民习以力攻难,故轻死。

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

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

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

若兵敌强弱,将贤则胜,将不如则败。若其政出庙算者,将贤亦胜,将不如亦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

其过失,无敌深入,偕险绝塞,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此其道也。故将使民者乘良马者,不可不齐也。

题记:战法就是作战方法,本篇论述了作战致胜的根本原则。

译文:

一般说来,战争的策略必须以政治上的胜利为根本。有政治上的胜利,人民才不争夺。人民不争夺,才不逞个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人民乡里械斗就胆怯,和敌人作战就勇敢。人民习惯于用力量攻打凶险的地方和强悍的敌军,所以没有怕死的心情。

看见敌兵像水决一般地崩溃,奔跑不停,那就放他跑吧!兵法曾说:“大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十里。小战打胜了,追赶败兵,不要超过五里。”

军队一动,先要衡量敌国。我们的政治赶不上敌国,就不要和它作战;我们的粮食赶不上敌国多,就不要和它相持;敌兵比我们多,我们就不要做进攻的客军;敌国一切都赶不上我们,我们就向它进攻,不必犹豫。所以说:用兵的重大法则在于谨慎,研究敌情,考察双方兵力的多少,或胜或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称霸天下国家的军队,打了胜仗不骄傲,打了败仗不抱怨。打了胜仗不骄傲,是因为战术高明,打了败仗不抱怨,是因为知道了打败仗的原因。

如果敌我双方军队实力强弱相当,将领的水平超过敌人的就能获胜,将领的水平不如敌人的就会打败仗。假如战前的决策出朝廷的谋划,将领超过对方的会取胜,将领不如对方也能取胜。在政治上长期掌握获胜的战术,国家就一定能强大。直到称王天下。如果民众服从并听信君主的治理,那么国家就会富强,而且军队打胜仗,执行这一原则,就一定能长期称王天下。

用兵的错误,要害是轻敌冒进,使军队背靠险地,渡过边塞,使众人疲倦而饥渴交加,再加上遇到疾病流行,这是错误的用兵方法。所以将领役使民众,像骑一匹马似的,不能不小心啊。

《商君书》全文白话译文(下)

立本第十一

原文: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壹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故曰:兵生于治而异,俗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

题记:立本就是确立根基。商鞅认为强兵战胜敌人的方法有三:一是用兵之前推行法治,二是用法治形成民众积极从事农战的风气,三是让这种风气成为统一战争的工具。

译文: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实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确立。如果仗着自己人多势众,那就像用茅草盖房子,虽然多但不结实。依仗武器装备美观那叫浮华取巧,却不实用。仗着虚名那叫欺诈虚伪。这三个方面,君主依赖其中一条,那他的军队就一定被对方战胜。所以强大的国家一定要使他的军队具备勇敢顽强地战斗意志,有了斗志就能尽全力打仗,拼尽了全力打仗,军队就会有无穷的潜力,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国家的政策法令实行了,财富就会积累起来,财富积累起来,那国这家的奖赏就能增加。奖赏专门发给有战功的人,君主颁发的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国家的奖赏就会产生有利的效果。所以说军队诞生于政治,而又因政策的不同而差异,风俗有法治的约束才能形成,而又随法治不断发生变化,取得胜利的优势在于民心,而又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这三个方面清楚了国家就强大就可以确立了。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能治理好,治理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社会安定强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兵守第十二

原文:

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钜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

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尽夷城,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城尽夷,客若有从入,则客必罢,中人必佚矣。以佚力与罢力战,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皆曰:“围城之患,患无不尽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将之过也。

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军之多,分以客之候车之数。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从从之,不洽而赺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而慎使三军无相过。壮男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喜与,其恐有蚤闻,勇民不战。壮男壮女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民更虑,而怯民不战。故曰:慎使三军无相过。此盛力之道。

题记:兵守即军队防守,这一节商鞅论述了防御的方法。

译文:

四面受敌的国家重视打防御战,背靠大海的国家注重打进攻战。假如四面受敌的国家喜欢发兵进入自己邻国,国家就危险了。因为四面的邻国一旦不同发起战争,而自己就要四处派兵迎战,所以说国家危险。四面作战的国家,如果不能有上万户的城邑驻守数以万计的军队,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四面受敌的国家务必要打防御战争。

防守有城墙的城镇,不如用民众决死一战的力量与敌人有生力量作战。如果这样,那城墙就是攻下了,由于守军拼死抵抗的力量,入侵者也不能将城上的守军全部杀死,入侵都就无法进入城内,这就叫用拼死抵抗的力量与敌人作战。城墙上的守军如被全部杀死,入侵者假如打开进城的通道,但是他们一定极为疲劳,而城内的军队以逸待劳。用以逸待劳的兵力同疲惫的敌军作战,这就叫用精力充实的有生力量同疲惫的敌人作战。因此都说:“围攻城镇的担忧是因为担心守军没有不为守卫自己的城镇拼死打仗的。”这三种情况,如果入侵者考虑不够,这是将领战术上的错误。

守卫城镇的基本原则是增强自己的力量。因此,假如有敌人来犯,就要马上整理簿册发出征兵文告,招足人数众多的三支军队,根据入侵者先头侦察战车的数量分别抵抗。这三支军队是:壮年男子组成一支军队,壮年女子组成一支军队,男女中的年老体弱的组成一支军队。壮年男子组成的军队,让他们吃饱饭,磨好武器,排开来等待敌人的到来;壮年女子组成的军队,让她们吃饱饭,背上装土用的笼子,排列开来等待上级的命令,敌军到了,就让她们用土堆成难以通过的障碍,挖好陷井,毁坏桥梁,拆除房屋,如果来得及运走,就把拆下的东西运走,如果来不及就将这些东西烧掉,使敌人无法得到用来帮助攻城的东西。年老体弱的组成的军队,让他们去放牧牛、马、羊、猪,将草木中它们能吃的收集到一起喂养它们,以便获得壮年男女军队的食物。要谨慎地让三支军队不要互相往来。壮年男子到壮年女子的军队中,那男子就会爱上女子,那些坏人就会想出放纵淫荡的坏主意,而国家就会灭亡;壮年男子喜欢住在一起,他们害怕早晚听到战争的消息,到这时就是勇敢的民众也不愿意作战了。壮年男子到年老体弱的军中去,老人会让他们感到悲伤,体弱的人会让强壮的怜悯;有悲伤、怜悯之情埋在心里,就会让勇敢的民众改变主意,而胆小的民众就不敢作战了。所以说,谨慎地让三支军队不要互相往来,这是增强防守力量的方法。

靳令第十三

原文: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题记:勒令即严格执行法令。

译文: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法度已经确定,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推行了法治,就能在下层决断政事,在五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隔一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国家会被削弱。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任用所谓的“奸邪之人”,而不用“善良之人”。如果法度确立了而不再更改,那么就会显示出法度的地位,民众就会明辨处罚的法令,民众心中对处罚的法令弄明白了,处罚自然停止使用了。贵族和平民被君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是各都市中尊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都要在征战中立功获得。国家没有邪恶不守法的民众,那么都市中也没有违法的交易市场。如果豪华的生活用品多,从事商业的人多,农业生产就会松懈,邪恶的事就会发生,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了。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作战,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国家有了六种虱害,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给予爵位,这就叫用官爵来增加智慧和谋略,用官爵鼓励勇敢作战。用官职、爵位增加智慧和计谋,用官职鼓励民众勇敢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于天下。国家根据战功授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简明,空谈就会少,这就叫用政务除去政务,用空谈去掉空谈。国家按照像六种虱子似的东西授给官职、赐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繁多,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用政务招来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之士所迷惑,官府被政治上的邪恶风气搞乱,奸邪的大臣便得志了,有功于国的人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治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君主墨守儒家宣传的各种思想就会混乱,坚守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思想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治理好。法度已经确定,而国君喜欢任用像六种虱子一样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国家就会灭亡。民众都选择务农,国家就会富裕。像六种虱子似的危害的东西不再使用,那么士兵、民众都会争相鼓励而愿被君主使用,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耕作战为荣,不认为这样做耻辱了,这是最好的方面。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讨厌为君主去从事农战,他们为此担心,以从事农战为耻辱,他们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凭这个四处游说,认为为了拿君主的俸禄与君主交往就耻辱,用这种方法躲避农耕作战;同外国势力交往,为自己准备后退之路,如果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肯挨饿受冻甚至死亡,也不愿意为了利禄的原因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呀。

六种虱害: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仁慈,是孝顺长辈,尊重兄长;是诚实有信用,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以参加作战为耻。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如果这十几种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结队,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官府对民众的治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这十几种思想如果有根基,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军队如果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轻视也不会受毁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法度来治理。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国家喜欢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喜欢空谈,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

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如果掌握奖赏和刑罚用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来培养仁德,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继续。圣明的君主在统治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所以,能在农战中用他们的力量。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德,恩德又产生于实力。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实力,所以他在天下能继承仁义。

修权第十四

原文: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故明主任法。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惟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授官予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凡人臣之事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谚曰“蠹众而木析,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题记:修权即修整权力,也就是该如何使用权力。商鞅指出国家治理好的三个因素,那就是法度、信用、权力。权力由君主独撑,法度、信用是君主臣下共同建立并遵守,这三者不可偏废。同时商鞅提出了“任法去私”,反对以权谋私。

译文: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然混乱。所以确立法度明确公私的界线,并且不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则国家会安定。君主独掌权力控制人民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事业就会办成,相信君主的惩罚犯罪就不会发生。只有贤明的君主才珍惜权力看重信用,不会因为私利而损害法度。所以君主许下很多施予恩惠的空话而不能实现,臣下就不会愿意效力;屡次颁布严厉的法令而从不执行,民众就会轻视死刑。所有的奖赏都是文治,而惩罚是武治,赏罚是法度的纲要,所以贤明的君主是看重法制的。贤明的君主不被蒙蔽叫贤明,不被欺骗叫明察。所以重赏之下树立了信用,而重罚也是必然的。(重赏)不忘关系疏远的人,(重罚)不回避关系亲近的人。这样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百姓就不会欺骗统治者。

世上的统治者大多数都抛弃了法度而任由私人意见来统治国家,这是国家为什么混乱的原因。先王制定秤砣和秤杆,确立尺寸的标准,作为标准沿用至今,是因为制定的各种量制的界限明了。如果抛弃了权衡而判断轻重,废除尺寸而估计长短,即使估计的很准,商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因为这样的结果不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法度也是治国的权衡。违背法度而靠个人意见,都是不知类推事理的。不用法度就可断定人是智慧还是愚笨,贤明还是无能的就只有尧了,但世上不是人人都是尧。所以先王知道不可以任由私议和称誉个人来治理国家,必须规定法律明确标准,符合法律的就奖励他,危害国家的就要惩罚。赏罚的法度不失标准,民众就不会有争议。(如果)不按功劳来授予官爵,忠臣就不会尽力办事;不按军功行赏赋禄,战士就不会打仗。大臣侍奉君主,多数投君主所好。君主好法度大臣就以法律奉君,君主爱听好话大臣就以谗言奉君。君主好法度身边就会聚集正直之士,君主好谗言身边就都是奸臣。

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忌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也不会忌妒功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不是从天下获取私利,是为天下而治理天下;选择能人而传位给他,不是疏远亲生儿子而亲近无血缘关系的人,而是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靠仁义得天下,五霸靠法律控制诸侯,都不是从天下掠取私利的,而是为天下治理天下。所以有功名的君主,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他的统治。如今乱世的君臣都渺小得只重一国的利益和掌管自己官府的权力,这也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是否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

废除法度喜欢私议,那么奸臣就会买官来求得俸禄,一般官吏就会隐瞒民情而鱼肉百姓,这就是人民的蠹虫。谚语说:“蛀虫多了,而树会折断,缝隙大了,而墙会坏。”如果大臣争相谋取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民众就会远离君主,这是国家是“缝隙”。国家常设官吏隐瞒下情,侵犯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民众的“蛀虫”。而国家有了“蛀虫”、“缝隙”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确定法律摒去私利,国家就不会有“蛀虫”、“缝隙”了。

徕民第十五

原文: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 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 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窃以王吏之明为过见。此其所以弱不夺三晋民者,爱爵而重复也,其说曰:“三晋之所以弱者,其民务乐而复爵轻也。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复,是释秦之所以强,而为三晋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爱复之说也,而臣窃以为不然。夫所以为苦民而强兵者,将以攻敌而成所欲也。兵法曰“敌弱而兵强。”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敌失其所守也。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谓也,不然,夫实圹什虚,也天宝,而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其徒不失岂所以攻乎?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而王何为爱爵而重复乎?

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已。

齐人有东郭敞者,犹多愿,愿有万金。其徒请赒焉,不与,曰:“吾将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爱于无也,故不如以先与之有也。。”今晋有民,而秦爱其复,此爱非其有以失其有也,岂异东郭敞之爱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尧、舜,当时而见称;中世有汤、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万世之所称也,以为圣王也,然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今复之三世,而三晋之民可尽也。是非王贤立今时,而使后世为王用乎?然则非圣别说,而听圣人难也。

题记:徕民就是招来民众。当是时秦地广人希,三晋人多地少,民众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议秦孝公对外来移民采取优惠政策,将三晋民众招来秦国,以便开垦荒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译文:

有方圆百里的地方,假如山、丘陵占国土的十分之一,湖泊、沼泽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城镇道路占国土的十分之一,薄田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二,良田占国土的十分之四,可以用这些土地养活约五万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中的山、丘陵、湖泊、沼泽、山谷河流可以供给各种原料,城镇道路足够它的民众居住,这就是先古帝王制定的划分土地的定律。

现在秦国土地有五个方圆一千里的地方,可是能种庄稼的田地还不能占到十分之二,井田数不到一百万,国中的湖泊、沼泽、山谷、溪流、大山、大河中的原材料、财宝又不能全部被利用,这就是人口与广阔的土地不相称啊。成秦相邻的国家是三家分晋后的韩、赵、魏三国;秦国想要用兵攻打的是韩、魏两国。这两个国家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众多,他们的房屋杂乱地交错在一起;其中经商之民向上不能填报自己的姓名,在下面又没有土地和住宅,却领带狡诈的职业经商、从事手工业来维持生活;人们在山北山南和湖泽的低洼处挖洞居住的超过半数。这些国家的土地不够供养它的民众生存,似还超过了秦国民众不够用来住满他的国土的程度。猜想民众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三晋也确实没有,秦的田地等有多余也是一定的。像这种情况韩、赵、魏三国的民众也不向西进入秦国,原因是秦的士阶层忧愁而民众辛苦。我个人认为大王的官吏虽然聪明,而见解却错误了。他们所以不去争取三晋的人民,是吝惜爵位和重视免租免役。他们说:“三晋所以弱的原因,是由于三晋人民追求快乐,朝廷又轻易准人免租免役,轻易给人爵位。秦国所以强的原因,是由于秦国人民甘愿劳苦,朝廷又不轻易准人免租免役,轻易给爵位。如果我们也多给人民爵位,延长免租免役的时间,就是放弃秦国所以强的原因,造成三晋所以弱的原因了。”这就是大王的官吏重视爵位、吝惜免租免役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种话不对。我们所以叫人民吃苦来加强兵力,是为了攻打敌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兵法说:“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这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条件,敌人就失掉自卫的条件。现在三晋战不胜秦国,已经四代了。自魏襄王以来,他们野战打不过秦国,守城必定被秦国攻下,大小战争,三晋割给秦国的土地及其它损失,是数不过来的。像这样,他们还不屈服,是因为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去他们的人民。

现在大王发布大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立刻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并把这些都写在法律中,足够招来上百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先时我说:“猜想民众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田地和房屋,可是三晋也确实没有,秦的田地等有多余也是一定的。像这种情况韩、赵、魏三国的民众也不向西进入秦国,原因是秦的士阶层忧愁而民众辛苦。”现在赐给他们田地住宅,又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这就是给他们想要的,又不让他们干讨厌干的事。这样,秦以外六国的民众没有不向秦来的。况且这不只是说空话,实际也是这样的。因为从各国来的民众充实了荒芜的土地,开发了那里的天然宝物,使一百万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所创造的好处很多,难道仅仅是不丧失进攻的力量吗?

秦国的担心的是发兵去讨伐敌国就会贫穷,安定下来务农敌人就得到休息。这就是大王所不能将两方面都办好的事。过去三代国君都打了胜仗,可天下诸侯国却不服气。现在用秦原有的民众对付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虽然住在国外上百天,国境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农时,这就是富国强兵两方面都能成就的功效。我所说的用兵,不是要全部发动尽数使用,而是要调查清楚国境内所能供给军队的粮食和草料。天下诸侯国有不服从的,那大王用这些军队在春天包围他们的农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已经收割的粮食,冬天挖出他们藏好的粮食,用强大的武力动摇他们的国本,用宽厚的文德安抚他们的后代。大王如这么做,十年以内各诸侯国中会没有与秦国不一条心的吗?大王为什么还要吝啬爵位,舍不得免除役赋呢?

伊阙和华阳之战的胜利,秦国军队砍了很多人头后又向东进攻。向东边进攻没有什么好处也是很明白的,而大王手下的官吏认为能建立大功勋,原因是这样能损害敌国。现在我们用没有开垦过的荒地招来韩、赵、魏三国的民众,再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对敌人的破坏同战胜敌人带来的破坏有同样的效果,而秦国又获得韩、赵、魏三国民众种的粮食,这不是进攻和生产两个方面都能做出成就的妙计吗。况且秦国在伊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中损失了多少呀?秦国原有的民众和招来的民众因战争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又有多少啊?我个人认为没有办法计算了。假如大王的臣子们当中,有人运用这些兵力,只使用这些兵力的一半来削弱韩、赵、魏三国的实力,使秦国强大,像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一样大王一定会增加赏赐。现在我所说的方法,是让民众不服一天的徭役,官府不浪费多少钱,可是它却能在削弱韩、赵、魏三国的实力,使秦国强大方面远胜过那三次战役,大王却认为不可行,我就真的愚昧到了不明白的程度了。

齐国有个叫东郭敞的人,理想远大,希望自己能拥有极多财富。他的徒弟请求他救济,他不给,说:“我打算用钱财争取获得一个爵位。”徒弟很愤怒,离开他到宋国去了。有人说谎:“这个人爱惜没有获得的东西,因此还不如将钱先送给他现有的徒弟。”现在韩、赵、魏三国有民众而秦国还吝惜免除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这也是爱惜他们没有的东西,反而失去已拥有的徒弟吗?上古的时候有尧舜,当时被人称颂;中古时候有商汤、周武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而当时的民众都信服。这四位帝王,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称赞,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却不能被以后的统治者拿来使用。现在如免除三代的徭役的赋税,那么韩、赵、魏三国民众就能全被招来了。这招来三晋民众的事不是靠大王您的贤明地在现在确立,而让后世的人替大王采用吗?那么看来不是圣人的说法特别,而是听从圣人的教导很难啊!

刑约第十六 [原文缺]

赏刑第十七

原文: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敌而今行于天下。万乘之国不敢苏其兵中原;千乘之国不敢捍城。万乘之国,若有苏其兵中原者,战将覆其军;千乘之国,若有捍城者,攻将凌其城。战必覆人之军,攻必凌人之城,尽城而有之,尽宾而致之,虽厚庆赏何费匮之有矣?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大破九军,卒裂土封诸侯,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车休息不乘,纵马华山之阳,纵牛于农泽,纵之老而不收。此汤、武之赏也。故曰:赞茅、岐周之粟,以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钱赏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钱。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旧;自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赏之所加,宽于牛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故曰:明赏不费。汤、武既破桀、纣,海内无害,天下大定,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载干戈,笏,作为乐,以申其德,当此时也赏禄不行,而民整齐。故曰: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故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晋文公将欲明刑以亲百姓,于是合诸卿大夫于侍千宫,颠颉后至,吏请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断颠颉之脊以殉。晋国之土,稽焉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殉,况于我乎!”举兵伐曹、五鹿,及反郑之埤,东徵之亩,胜荆人于城濮。三军之士,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轻于颠颉之脊,而晋国治。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众皆曰:“亲昆弟有过,不违,而况疏远乎!”故天下知用刀锯于周庭,而海内治,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此臣所谓参教也。圣人非能通,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举要以致万物,故寡教而多功。圣人治国也,易知而难行也。是故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贤者不忧;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

题记:即奖赏与刑罚。商鞅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刑无等级”。

译文:

圣人治理国家的办法,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实施统一奖赏,那么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实行统一的刑罚,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实行;实行了统一教化,那么民众就会听从君主的役使。公正高明的奖赏并不浪费财物,严明的刑罚不杀人,修明教育不改变风俗,而民众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国家也没有特殊的风俗。公正高明的奖赏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奖赏,严明的刑法到一定时候就可以不用刑罚,修明教育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教化。

所说的统一奖赏,就是指利益、俸禄、官职、爵位都专一根据在战争中的功绩赐给,没有其它不同的恩惠。因此聪慧、愚昧、富贵、低贱、勇敢、胆怯、贤德、不贤德的,都全部用尽自己的智慧、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出生入死而替君主卖命。天下的英雄豪杰像流水一样追随君主,所以军队就天下无敌而政令得以在天下贯彻实行。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谁敢在野外同他的军队对抗,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不敢守卫城镇。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有在原野中同它对抗的军队,只要战争打起来就会让他全军覆没;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小国如果防守城池,只要他一进攻就会登上他的城池。打仗就一定消灭别人的军队,进攻就一定占领别人的城池,那么所有的城池便都能占领它,天下所有的诸侯都能来朝贡,即使对立功的军队多加奖赏,财务怎么会浪费不足呢?从前商汤在赞茅建立国家,周文王在岐山下的周原建立国家,方圆也只有百里。商汤与夏桀在鸣条的原野上开战,周武王与商纣王在牧野地区交战,他们都大败夏桀和商纣王的强大军队,最后商汤和周武王都划分土地,分封诸侯,凡是坚守阵地的士兵,回到家乡后都按社里登记入册的人口拥有土地,战车放在那里不再乘坐,将马放到华山的南坡,将牛放到弘农一带的地里,一直到老死也不收回来。这就是商汤和周武王的奖赏啊。因此说:赞茅、岐周的粮食,如果用来奖赏天下的人,每个人还得不到一升;如果用赞茅、岐周的钱奖赏天下的人,每个人还不能得到一文钱。所以说:本来只拥有方圆百里土地的君主,却封自己的大臣为诸侯,这些诸侯的封地也比他们原来的国土大;对临阵的士兵,回到家乡后都拥有里社按书册登记人口分得的土地;他们的奖赏所涉及的对象,甚至放宽到了牛和马,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善于使用天下的财物,用来奖赏天下的民众。所以说:公正高明的奖赏并不浪费财物。商汤、周武王已经攻破了夏桀、商纣王,国内没有什么祸害,天下十分安定。他们修建了五种仓库,收藏起来各种兵器,停止了征战之事,实行文化品德教育。将兵器倒着放好,不再征伐打仗,大臣们都穿着朝服,将朝笏插在腰间,创制了音乐,用来彰明自己的功德。正当这个时候,奖赏和利禄都不实行,可是民众却很有规矩。所以说:公正明确的奖赏达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不用奖赏了。

所说的统一刑罚是指使用刑罚没有等级,从卿相、将军、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听从君主命令的,违反国家法令的。违反国家禁令,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可以处以死罪,不赦免。从前立过战功,但后来有触犯刑罚的事发生,也不因此而减轻刑罚。从前做过好事,又在后来犯过错误,也不因此而破坏法令。就是那些忠臣、孝子犯了罪也一定根据他们罪过的大小来判断。执行法令的官吏,担任现职的官吏有不实行君主法令的,也犯了死罪,决不赦免。而且刑罚株及到了他们的父、母、妻子的身上。官吏四周的人,知道他们的罪过,并能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人,自己不仅能免受刑罚的处分,而且不分富贵贫穷,都能继承那位官吏的官爵、土地和俸禄。所以说:加重刑罚,株连他们的父、母、妻子,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也就等于没有刑罚了。古代帝王制定的法令,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的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再涂上墨的,这不是追求伤害民众,而是要用来禁止奸邪阻止犯罪。因此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没有什么办法能比得上使用重刑。刑罚重就一定能捕获犯人,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了,所以国家就等于没有受刑罚处治的民众。国家没有受刑罚处治的民众,因此说严明的刑罚不是为了杀人。晋文公想要严明刑罚使百姓亲近服从他,于是招集所有的卿相、大夫一块待千宫、颠颉来晚了,执法官请示晋文公定他的罪,晋文公说:“对他用刑吧。”执法官于是砍断了颠颉的脊梁骨来示众。晋国的将士、民众议论起这件事都很惧怕,相互说:“颠颉是国君宠爱的大臣,触犯了刑律都腰斩来示众,何况对于我们了。”后来,晋文公发兵进攻曹国及卫国的五鹿,回军时又推翻了郑国的矮墙,命令卫国的田垄一律改东西方向,用来方便自己国家的兵车通过。晋国一位三军将领和士兵,如下令停止前进,他们就像被砍断了肢一样站立,命令他们进攻,走路像流水一样迅速。三军的将领和士兵没有谁敢于违反禁令。因此晋文公一借用颠颉犯轻罪而处以重刑腰斩的办法,晋国就得到了治理。过去周公旦杀了管叔,流放了霍叔,说:“他们是犯了法令的人。”天下的人都说:“亲兄弟犯了罪过都执行法律,更何况我们这些疏远的人了?”从此天下人都知道周公将刑罚用在了朝廷内,国境内的秩序得到治理。因此说:“公正严明的刑罚用到一定程度,等于没有刑罚。”

所说的统一教化,是指那些见闻广博,聪慧而富有辩才的人,所谓的诚实廉洁、精通礼制音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保举信誉、颠倒黑白的人,不能因为这个而富贵,不能因这个本事而评论法令刑罚,不能因为这个独自创立私人的学说,并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对那些顽固不化的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要挫败他。即使所谓的圣明睿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忠厚纯朴的人,也不能凭借不是在战场上立功而欺骗君主得到好处。如果这样,那些富贵的家族门第,也只能在战场上立功受赏罢了。只有那些能打仗的人,才能踏进富贵的大门。那些骄横跋扈的人,就会受到一定刑法的惩处而不能得到赦免。这样,那些父亲伯叔、兄弟、相知相识的朋友、男女亲家,志同道合的人,都说:“我们务必要加倍努力的地方不过在战场上罢了。”因此,那些正当年富力强的人都一定努力作战,年老体弱的人努力从事防守,那些死在战场的人不后悔,活着的人互相鼓励,这就是我说的统一教化。民众中想要得到富贵的,都是到死后盖上棺材才停止,可富贵的门一定都是面向当兵的,所以民众听说要打仗便互相庆贺。民众起居饮食时所唱的歌谣,全是打仗的事。这就是臣所说的严明教育到一定程度等于没有教化。

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奖赏、刑罚、教化三件事。圣明的人不能通晓一切,而是明白万事万物的要领。因此他统治国家,抓住要领而达到通晓一切,所以只实行这三种教育就能取得很多功绩。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容易明白却很难实行。所以圣人不用称赞,平凡的君主不一定要废掉;杀人不算残暴,奖赏人不算仁爱,这是因为国家法律严明公正。圣明的人凭功绩授官职赐给爵位,因此贤德的人不用担忧,圣人不宽恕别人的错误,不赦免罪犯的刑罚,因此那些邪恶的事无法发生。可见,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只是考虑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而已。

>

画策第十八

原文: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

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

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

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严本“入”字重,据范钦本删)。”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

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民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

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途。亡国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

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虚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

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题记:画策即谋划策略。商鞅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途径是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天下无宁日。他指出要“制天下”一定要“先制其民”,要治理国家的民众就要实行法治。

译文:

过去昊英氏统治的时代,让民众砍树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野兽多。黄帝治理天下时不让人们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奴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做的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神农治理天下时,男人耕种而使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我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死了,人们开始以强凌弱,靠人多势重欺压人数少的氏族,因此黄帝制定了关于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婚配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是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很高,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变化。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虽然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人消除杀人,虽然杀了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消灭刑罚,虽然加重刑事罚也是可以的。

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

君主的名声尊贵,拥有广阔的土地,最后达到称王天下,什么缘故呢?名望低微,土地面积减少,甚至最后灭亡,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战败了。没有打胜仗而不称王天下,没有打败仗而不灭亡的国家,这是古今也未曾有过的事。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会获胜,反之则会失败。能让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见称王天下的功业只能在战功中获得,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当兵。走进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方法,军队被充分运用国家就强大。凭什么知道民众被君主使用了呢?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那么民众就被使用了。

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欢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听众军令就像流水一样,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脚跟向后退。”

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处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处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国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它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下面实行,不贤德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德的人,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贤德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军队或者是强上加强,或者是弱上加弱,民众本来想要打仗,又不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弱上加弱,即更弱。

英明的国君不能毫无节制地使他的臣子们富贵。所说的富,不是指的粮食珠玉吗?所说的贵,不是指的爵位官职吗?废弃法律变成个人做主,赐给臣子爵位和俸禄,那么臣子们便富贵了。一般说来,君主的品德行为不是高于所有的人,智慧也不是都能超出所有的人,勇敢、力量也不是超出所有的人。可是,民众即使有不寻常的智慧,也不敢谋求君主的地位;有勇敢和力量,也不敢弑杀君主;即使民众人数多,也不敢凌驾在他的君主之上;即使民众的人数达到亿万人的数目,可是,只要君主摆出优厚的奖赏而民众也不敢争抢,实行刑罚而民众也不敢怨恨,这是因为有了法度。国家混乱,是由于民众多考虑个人之间的情义;军队的力量弱,是因为民众多追求个人间的斗勇。那么在实力削弱的国家获取爵位、俸禄的途径就有许多;使国家灭亡的风气,是因为民众看不起爵位,轻视俸禄。不劳动有饭吃,不打仗有荣誉,没有爵位照样尊贵,没有俸禄照样富有,没有官职照样有威风,这就叫做奸民。所说的“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没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没有孝顺的儿子”,这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不想听好听的恭维话,都使用法律使大臣互相监督,用命令让大臣互相纠正。这样的话,臣民们就不能单独做坏事,也不能同别人一块做坏事。所说的富有,是进的多处地少。穿衣有限制,吃的喝的都有节制,那么支出的就少。妇女在家中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男人在外面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收入就多。

所说的英明君主,是指君主没有什么地方看不到,那么大臣就不敢做不该做的事,民众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君主坐在安适的床上,听着弦乐器和管乐器奏出的乐曲,而天下便治理好了。所说的英明君主,它能使民众不能不按法令去做事。所说的强大君主,使治天下人都被他制服了。因此才能聚合天下人的力量。所以强悍的人不敢暴乱,圣明聪慧的人不敢做欺诈的事,并凭借空洞的说教被君主选用;拥有全天下的人,没有谁敢不做君主所喜欢的事,而回避君主所讨厌的。所说强大的君主,使指他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所用。他统一天下的理想能实现,天下的人都愿意辅佐他;他的理想如不能实现,天下的人也喜欢他。依靠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就会抛弃他;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自己得到自己的人;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能战胜自己。

圣明的人懂得社会一定会那样发展的道理,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因此制定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法令,使用战必胜的民众,下达民众一定能听从的命令。所以军队出发打仗便会无敌于天下,君主的命令一下达天下便会服从。黄鹄飞翔,一飞便是上千里,这是因为它具备一定能飞行千里的翅膀。丽丽、巨巨这样的良马能一天跑一千里远,这是因为它们具备一天能奔跑一千里的本领。虎、豹、熊、罴,生性凶残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它们有一定能战胜其他野兽的能力。圣人能发现社会本当如此发展的政治准则,明白社会一定那样发展的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高低的地势控制水流一样,又像用易燃物品的干湿来控制火一样。因此,懂得仁慈、道义的人才能治理天下。圣人有一定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办法。这里所说的道义,是说作为臣子定要有忠心,做儿子一定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要有别。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饿死也不能苟且吃饭,死了也不能苟且偷生。这些不过是有法律国家的平常之事。因此,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而且法律必定要平明,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贯彻执行,那就可以了。

境内第十九

原文: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

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夫劳爵,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能。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国封尉,短兵千人。将,短兵四千人。战及死吏,而轻短兵,能一首则优。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就为不更;故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

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其县四尉,訾由丞尉。

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高爵能,无给有爵人隶仆。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

其攻城围邑也,国司空訾其城之广厚之数。国尉分地,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为期,曰:“先已者当为最启,后已者訾为最殿。再訾则废。”内通则积薪,积薪则燔柱。陷队之士,面十八人。陷队之士,知疾斗,不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不能死之,千人环,规谏,黥鼼于城下。国尉分地,以中卒随之。将军为木壹,与国正监、与王御史参望之。其先入者,举为最启;其后入者,举为最殿。其陷队也,尽其几者;几者不足,乃以欲级益之。

题记:本篇零星记录了秦的一些制度,包括户籍制度,仆役分配制度、军队建制、对有爵位的人的犯罪处治办法,不同爵位的人死后坟墓上树木的数量等等。

译文:

国家四境内的男女都在官府登记上了名字,新生的人就注上,死了的就注销。

有爵位的人乞要无爵位的人做他的“庶子(仆人——录者注)”,第一级可以申请一个。没有军役的时候,庶子每月为其大夫服役六天。有军役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役使庶子。

军中爵位,从一级以下到小夫叫校徒、操士。朝中爵位,从二级开始到不更,叫卒。在战争中,五人编为一个名册,为一伍,若一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四个人,如果谁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免除刑罚。每五人设有“屯长”,一百人设有一“将”。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五百人的将领有卫兵五十人,统率两个五百主的主将和享受一千石俸禄的县令都可以有卫兵一百人。享八百石俸禄的县令,有卫兵八十人;享七百石俸禄的县令,有卫兵七十人;享六百石俸禄的县令,有卫兵六十人。国尉有卫兵一千人,大将有卫兵四千人。如果将官战死,卫兵要受刑罚;如果卫兵中有人能够得到敌人一颗首级,就可免除刑罚。

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旧爵是上造的,就升为簪袅;旧爵是簪袅,就升为不更;旧爵为不更,就升为大夫。旧爵为小吏的,就升为县尉,赏赐奴隶六人,五千六百钱。旧爵为大夫,而为国家掌握一样行政职务的,升为官大夫。旧爵为官大夫的,升为分大夫;旧爵为公大夫的,就升为公乘;旧爵为公乘的,升为五大夫,并赏给他三百户的地税。旧爵是五大夫,升为庶长;旧爵为庶长,升为左更;旧爵为三更的升为大良造。庶长、三更及大良造都赏赐三百户的封邑,另赏赐三百户的地税。有了六百户的地税和封邑就可以养客。将军、车夫、骖乘都赏赐爵位三级。原来客卿辅佐军政的,满了朝廷的规定就升为正卿。

停战之后,把所获敌人首级示众三天并加以核实。经过三天,将军认为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和大夫爵位,赏赐的爵位,县里过了三天还没有落实就撤去该尉的职位,由该县的丞、尉进行量刑。

能够斩获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就赐给爵位一级,赏给田地一顷,宅地九亩,还一律赐庶子一名,就可以担任军队或行政部门的官员。

刑狱的法律,由爵位高的人审判爵位低的人,爵位高的人被罢免后,不再给他有爵位的人才享用的奴仆。三级爵位发上的人犯了罪,就降低他的爵位;一级以下的人犯罪,就取消他的爵位。

小夫死后,以上直到大夫,爵位每高一级,他的坟上就多种一颗树。

在围攻敌国城邑的时候,“国司空”测量那个城面积的大小和城墙的厚度,国尉划分各队攻打的地点,定出攻下的期限。并命令说:“最先完成的立头功,最后完成的斥为末等,两次被斥为末等就不要他了。”打穿了洞穴,就塞上杂柴,烧起木柱。城的每一个方向分布十八个冲锋陷阵的士兵。一个队如能斩得敌人五颗首级,这个队的每个士兵就获得爵位一级;如果怕死退避,就在千人围观之下,在城下遭受黥刑或劓刑的刑罚。国尉划分地段,中军的士兵听从分派。将军搭起木台,和国家的正监、王的御使一同观望。士兵先进城的,评为先进,后进城的,评为落后。攻打隧道的士兵,使用自己申请的人,自己申请不够,就用希望晋级的人补足。

弱民第二十

原文: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民,善之则亲,利之用则和;用则有任,和则匮;有任,乃富于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奸多。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兵,易弱难强。民,乐生安佚,死难难正,易之则强。事有羞,多奸;寡赏,无失。多奸疑,敌失必,利。兵至强,威;事无羞,利。用兵久处利势,必王。故兵行敌之所不敢行,强;事兴敌之所羞为,利。

法有,民安其次;主变,事能得齐。国守安,主操权,利。故主贵多变,国贵少变。

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虱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官设而不用,志、行为卒。六虱成俗,兵必大败。

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弱,重强。王。以强政强,弱,弱存;以弱政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

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于功,赏必尽其劳。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则无敌矣。今离娄见秋豪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圣贤在体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当世之用事者,皆欲为上圣,举法之谓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与危亡为邻。故明主察法,境内之民无辟淫之心,游处之士迫于战阵,万民疾于耕战。有以知其然也。楚国之民齐疾而均,速若瓢风;宛钜铁釶,利若蜂虿;胁蛟犀兕,坚若金石;江、汉以为池,汝、颍以为限;隐以邓林,缘以方城。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唐蔑死于垂涉,庄謟发于内,楚分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财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释权衡而操轻重者。

题记:本篇围绕民弱与国强的关系进行阐述。

译文: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量就强。

民众,国家优待他们,他们就与国家亲近;国家合理地役使他们,他们就与国家同心。国家起用他们,他们就全力以赴。他们与国家同心,国家就不贫乏;他们全力工作,国家的政令就会取得好的效果。如果国君抛弃法度,放任人民为所欲为,那奸邪就多了,人民贫穷就会努力致富,致富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以粮谷顶替外出服役,使他们每人都出力,那样农民就不怠惰。农民不怠惰,六种弊端就不会产生。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守法就是强而又强。

国家兵力衰弱,强大困难。人们都爱惜生命,贪图安逸,拼死赴国难是以难做到的。若拼死赴国难是不难之事,兵力就是强大的。人民若有羞耻之心,那奸邪就会减少。国家赏罚没有差错,奸邪就会止息。敌方在这方面有差错,就会对我们有利。兵力强大,就会产生声威,作战不以任何手段为羞耻就利于用兵。长时间处于有利形势,一定能称王。所以用兵做到敌人所不敢做的,兵力就强大;做敌人认为可耻的事,国家就有利。法度有常,人民才能各字其位;君主随机应变,才能万事成功。国这家有常法国君操纵大权,就有利。所以国君以机变之能为贵,国家以稳定为贵。

朝廷的利禄出于一个渠道国家的物资就多,出于十个渠道国家的物资就少。坚守用一个渠道,国家就治理严整;坚守十个渠道的,国家就混乱。国家治理严整就强大,乱就弱。强就会出现物资聚集;弱物资就会流散。所以国家使物资聚集就强,使物资流散就弱。

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乐为的用;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政治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兵众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有经常职业的人。农民耕恳土地,商人贩卖货物,官吏治理人民。这三种职业会产生六种虱子:第一是“岁”虱;第二是“食”虱;第三是“美”虱;第四是“好”虱;第五是“志”虱;第六是“行”虱。这六种虱子生了根,国家必定削弱。农民有了剩余的粮食,于是成年安逸享乐。商人获致了大的利润,贩卖华丽、玩好的物品,于是对于日用必需物品发生了不良的影响。官吏虽然设置了,而不肯为国家出力,思想行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病害。六种虱子形成风俗,军队出征,必定是大败的。法度邪曲,统治就要错乱。任用贤良,谈论就要盛行。治道纷繁,国家就乱。谈论盛行,兵力就弱。法度明确,治道就会省简。任用力量,谈论就会停止。治道省简,国家就治。谈论停止,兵力就强。所以治道扩大,国土就缩小了;治道缩小,国土就扩大了。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明君任用他们的臣下,任命一定要充分体现他的功绩,奖赏一定要及于他的所有功劳。国君使臣民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日月运行有规律一样,那样就无敌于天下了。离娄能看到秋毫之末而不能将他的明目给旁人;乌获能举起千钧的重量却不能把他的神力给予旁人。圣贤在才能方面也不能给予旁人。当今掌握政权的人都想成为圣人,那就要实行法治了。舍弃法度治理国家好比负得远行而没有牛马,又如想渡过大河而没有船。一个国家人口多,兵力强是成就帝王之业的大资本,但如不严明法令巩固它,就接近危亡了。明君修明法度,使民众没有淫邪的念头,游客处士都自动参加战争,万民都努力于农作和战争。国君明白其中的道理。楚国的民众行动迅速而统一,行军快如旋风。手持宛如钢铁制成的矛,如蜂蝎的刺一样锋利,身披鲛鱼、犀牛皮制的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又有长江、汉水作护城河,有汝河,颖水作凭借,有邓林作屏障,有方城作要塞。可是秦兵到来,攻下鄢郢如同摧枯拉朽。唐蔑在垂涉战死,庄蹻在国内起义,楚国就一分为五。楚国土地不是不广阔,人民不是人众多,兵甲财物不是不充足,而作战却不能取胜,防守不能坚固,这就是不修明法度的结果,如同舍弃权衡的工具而去量轻重一样。

外内第二十二

原文:

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故轻法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法?其赏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谓也。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三者不塞,则民不战而事失矣。故其赏少,则听者无利也;威薄,则犯者无害也。故开淫道以诱之,而以轻法战之,是谓设鼠而饵以狸也,亦不几乎!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淫道必塞,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见不战之辱则苦生。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敌,是以百石之弩射瓢叶也,何不陷之有哉?

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

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

题记:作者阐述了对外重战,对内重农的思想。

译文:

人民的境外之事,没有比战争更危险的了。所以朝廷用轻法就不能驱使他们去作战。什么叫轻法呢?即奖赏不多、刑罚不重,淫逸的路没有堵住。什么淫逸的道路呢?即是能言善道之人得到尊贵,不守本业、游散求官的人得到任用,各种思想得到显扬。这三种途径若是不堵住,那么人民不肯出战,国家的战事就会失败。因为朝廷赏赐少,听从法令的人得不到好处;刑罚轻,违反法令的人没有什么妨害。所以开淫逸之途来引诱百姓,用轻法驱使百姓去参战,是同诱捕老鼠而用狸猫作饵一样,是很危险的。因此要想让人民出战,必须用重法。赏赐必须多,刑法必须严,淫逸的道路必须堵住。让能言善道之人得不到尊贵,游走求官之人得不到任用,各种思想不得显扬。赏赐多而刑罚严,人民见到战争的赏赐多就忘了死的危险;见到不参加战争受到的侮辱就害怕那样地活着。重赏使他们忘记死的危险,严刑使他们害怕被人侮辱的活着,淫逸之路又被阻塞,用这样的政策对待敌人,好比用百石的强弩射飘摇的树叶,还有射不透的吗?

人民的境内之事,没有比农事更苦的了。所以轻治不能役使他们。什么叫轻治?即农民穷而商人富。所以粮食贱而钱就值钱;粮食贱农民就穷,钱值钱商人就富。不约束商业和手工业,那么手工业者获利,而游荡求食的人也增多。因此,农民用力最为辛苦,而获利最少,不如商业和手工业者。如果能使商人和手工业者不那么多,而国家想要不富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想发展农业来富国,国内的粮价必贵,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赋敛必须增多,贸易的利税必须加重。那么,百姓不得不去种田,不种田就不得不买粮,粮价高农民就获利。种田获利,从事此业的人就会多。粮食贵,买粮就不合适,而又加重赋敛,那么,百姓就不得不放弃经商、手工业,而赚取田利。所以百姓的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

所以,治国的人要把守卫边境的好处都给士兵,贸易的好处都给农民。边境的好处给士兵,就强大;贸易的好处给农民,就富庶。所以在外征战兵力强、在内国家富的,就成就王业了。

君臣第二十三

原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题记:本篇引古证今,说明法律的重要性。

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民中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制作为行为标准来限止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险了;五官已经分职,却没有常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只有国君尊严,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服从法令而希望国君的尊严,即使国君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统治。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首、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食用。农民不离开乡村,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以个人的智慧治国,舍弃功劳而以其人的声誉封赐。所以军士不肯作战而农民外迁。我听说疏导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农民,可以使他们务农作战,也可以使他们游走求官,还可以使他们致力学问。这些都在国君的赏赐(因何而行)。国君依照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依照人民所读《诗》、《书》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学问。人民趋利而行,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人民可以获利而乐于作的事,取决于君主的赐予。凭瞪眼睛、撸胳膊而表现勇武的人获利,垂拱无为而只知高谈阔论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权贵的人得利。尊崇以上三种人,他们没有功劳而得到好处,那么,人民就要放弃农战而搞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谈去求得爵禄,或者依附权贵而祈求好处,或者用悍勇去争得利益。所以从事农战的人民日益减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那样,就会国家混乱,国土割削,兵力弱而国君地位卑微。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而相信虚名。

所以,明主重视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论不听,不合法度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言论合乎法制,就听从;行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做。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国土扩大,兵力强大,国君地位提高。这就是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做国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

禁使第二十四

原文: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夫赏高罚下,而上无必知其道也,与无道同也。

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瓢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离娄不见;清朝日撽,则上别飞鸟,下察秋豪。故目之见也,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题记:本篇讲述君主权力和行使权力的方法,即君臣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相互制约,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应加以利用的主要方面。

译文:

国君役使和限制臣下的东西是赏赐和刑罚。赏赐依据功劳,刑罚根据罪行。所以论定功劳,调查罪行不能不审慎。赏功罚罪,但国君不确知其中的道理,那同没有法度是一样的。凡是懂得法度的都懂依仗权势统治的方法。所以古代帝王不仗恃他的强悍而是仗恃他的权力;不仗恃他的忠信而是他的统治方法。如今飞蓬遇旋风而行程千里,是凭借风势啊;测量深潭的人能够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运用了悬绳测量法。所以凭借外部力量即使道路遥远也一定能到达。掌握了测量方法即使非常深也一定能测出来。就像离娄在黑夜中连高大的山也看不见,而清晨的阳光明亮,他能够辨别天上的飞鸟,地上秋天的毫毛。所以眼睛能看见东西是靠太阳的光明。善于掌握权势的君主不需多设官吏而有廉洁的效果,运用合适的方法处理事物。现在治国的人,依靠官多吏众,官吏下又设辅佐和监察人员。设立辅佐和监察人员是为了禁止官员们谋私利。但辅佐和监察人员也想谋私利,那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的是暂时的。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分开他们的权势,使谋私之道有障碍,所以他的势力难以隐瞒私利之时,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也不敢做坏事。所以古代帝王重视权力的运用。

有人说:“君主持虚心、稳重的态度对待一切就能使事物得到相应的查验,经过查验就能发现奸邪。”我认为不是这样。官吏在远离国君千里之外的地方决断政务,十二月按时将决断的事登在簿书上。一年一计,而君主听一次,即使有所怀疑也不能断定,因为物证不足。但是东西出现在眼皮底下眼睛就不能看不到,声音在耳边响起就不能听不见。所以东西在眼前就能辩别;言论响起就能论定。所以治理清明的国家的法制,人民不能隐藏他们的罪恶,就像眼睛不能使见到的一切逃出心的审视一般。政治昏乱的国家不是这样,只凭官吏众多。官吏虽众,利益一致。利益一致不可能互相监督。而且利害不同,才是古代君主用以互相保证的。所以好的政治,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罪恶,这不是不顾念亲情,而是人民不容他们隐瞒。君主与官吏,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让马夫和马夫互相监督就不行,因为他们事务相关而利益一致。假如马会说话,马夫的罪恶就无未能隐藏了,因为马和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利益一致,罪恶相同的人,父亲不能追究儿子,君主不能追究臣下。官吏与官吏就是利益相同而罪恶也相同。只有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的人们,才是帝王建立互相保证的根据。人民蒙蔽君主而无妨碍,这个制度,贤者不能增加,不贤的人不能减少。所以,治国可以不要贤人,不要智者,是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统治方法。

慎法第二十五

原文: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无不乱之国。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初假吏民奸诈之本,而求端悫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众,庸主安能以御一国之民?

彼而党与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举一与民,民倍主位而向私交。民倍主位而向私交,则君弱而臣强。君人者不察也,非侵于诸侯必劫于百姓。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战必损其将,以守必卖其城。

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散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民非战无以效其能,则虽险不得为诈。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损。民见相誉无益,相管附恶;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

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万乘能以战者,自完也;虽桀为主,不肯诎半辞以下其敌。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民故不务耕战。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

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如学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

题记:即严格遵守法令

译文:

现代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小小地搞,国家就小乱;大大地搞,国家就大乱。因此,国君没有能够世代统治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呢?例如任用贤人,就是现代国君们采用的治国方法。然而,这样治国,正是乱国。因为人们所谓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国君听他的言论,认为他是贤能;问他的党羽,都称赞他是贤能,因而不等待他立功,就给予官爵;不等待人有罪,就加以刑罚。这种情况,正是使贪官污吏有所凭借而成就他们的奸险;使小人有所凭借而施展他们的巧诈。既然树立了官吏和人民进行欺诈的根本,而希望他们长出端正和诚实的枝叶,即使是大禹也不能支配十人之多;而况平庸的国君怎能统治一国的臣民?那些结成党羽的人们不等待国君,而就能搞成自私的勾当,国君从臣民中间,提拔这样一个人,臣民就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臣民背叛国君而倾向私交,国家就弱了,大臣就强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是受外国的侵犯,就要被百姓所推翻。那些人谈说的技术,愚昧和智慧的人一齐学习,学士向谈说的人学习,因而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人们都放弃实际工作,去诵读空虚的言论因而国家也就实力少、而诽谤多了。国君认识不到这一点,用这样的臣民去战争,必定损兵折将;用这样的臣民去守卫,必定出卖城邑。

因此,现在有明主忠臣出现能够统治他们的国家,不能片刻忘掉法度。打破战胜党羽的奸巧,制裁并取消虚妄之言,是依照法度统治。使官吏除了法度之外没有凭借的东西,那么,即使再奸巧也做不了坏事。使百姓除了战争没有施展他们能力的地方,那即使再奸诈也不能做出坏事。用法度来统治,在关系密切相互赞誉的,不会对他人有什么好处,相互诋毁的,不会对他人有什么损害。百姓见相互称誉没有什么好处就相互监督抨击坏人,见诋毁没有给他人带来什么损害就习惯于相互监督但不去损害他人了。喜爱某人,而不对其偏私;憎恶某人而不去贬损他。喜爱和憎恶都有正确之途是统治的至高境界。所以我说运用法度国家就治了。

有一千辆兵车用来守卫国家,可以独立存在;有一万辆兵车用来征战的国家,可以十分巩固。即使桀为君主,也不肯向敌人说半句软话。对外不能征战,对内不能防守,即使尧为君主,也不能不向不如自己的国家讲和称臣。由此可见,国家受到他国的重视,国君受到尊重,就在于自己的力量。力量是提高国家和君主地位的根本,而国君没有全力追求这些,为什么呢?国君役使百姓,劳苦的事就是耕田,危险的事就是战争。这两件事,孝子为了他的父亲、忠臣为了他的国君,都难以做到。现在想役使百姓,交给他们孝子忠臣都难以做到的事,我以为除非以刑罚来迫使他们,以奖赏来驱使它们不可。但现在的君主,没有不放弃法度而任用巧言与智慧的人,把功劳和力量置于后面,把仁义摆在前面。百姓因此不致力于耕战。人民不把力量集中在耕田上,国内的粮食就缺乏了,不把节义放在战争中,对外兵力就弱了。在内缺乏粮食,对外兵力薄弱,即使有国土万里,带甲将士百万人,同独自站在平原上一样。古代帝王能让他的臣民上刀山,冒飞箭和飞石。他的百姓想这样做,不如教他们这样,从而免于刑罚。所以我们教令:百姓想追求利益,不耕田,就得不到;想避免刑罚,不去作战,就不能免除。国内的人民没有不先致力于耕沾然后才得到他们的安乐的。所以田地少而粮食多,人民少而兵力强。能在国内做到这两点,那么就成就王道霸业了。

定分第二十六

原文:

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有敢 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 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题记:本篇论述了“为法置官吏”的制度和意义,以及法官法吏的职责。法令明,名分定,人民自治,亦天下大治。

译文:

秦孝公问公孙鞅说:“今天制定的法令,明天清晨就想让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明确了解并奉行,一致而没有奸私,应怎么办?”

公孙鞅说:制定法令,设置朴实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为主管法令的官吏。推荐给天子,天子应允,就命令他们主管法令。都诏令受命上任。各自主管各地的法令,百姓胆敢忘记遵守他主管的法令的名目,就用他所忘记的法令的名目惩罚他。主管法令的官吏,若有变更或死去,立刻就命人学习阅读理解法令的内容,为他指出准则,让他几日内便通晓法令内容,不能合乎法令准则的就用法令惩罚他。若有胆敢刊定法令而增减一个字以上的,就是死罪而不会得到赦免。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法令复制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给法令建一个禁室,有锁钥,用封条把它封起来,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有擅自启开禁室的印封,和进入禁室偷看禁室的法令以及删改禁室法令一个字以上的,都是不可赦免的死罪。每年一次,将禁室所藏法令颁发给主管法令的官吏。

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御史设置一个,丞相设置一个。诸侯和郡县也为他们各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诸侯郡县一旦接受禁室的法令,就如同学习询问法令的内容。官吏和百姓想知晓法令的,都询问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没有不知晓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了不敢犯法来触犯法官。对待百姓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询问,法官就将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百姓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这样,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像这样,国内官吏和百姓即使有贤良、善辩和狡猾的人,也不可说一句违法的话,即使有千金之一富,也不能使用一铢违法的钱。于是巧诈贤能的人都改变去作好事,都努力自治,服从国家的法令。人民敦厚就统治,这是由于法令明白易懂而一定要遵从。

法令就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用来防备人民的。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抛弃衣服,希望到东方而向西走一样,其相去甚远是很明显的。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好比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不同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具体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势所必治就不会乱;势所必乱就不会治。势所必乱再加治理,就会更乱;势所必治再加治理,才会更治。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

微妙深奥的言论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作准则而行为都是正确的,在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贤能的人能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贤能。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为百姓设置法官,设置法吏,作为百姓的老师,使万民不致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不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给人民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懂得法令。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亲近什么。怎样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

阅读本文前,请您先点击上面的蓝色字体国学讲再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免费收到最新内容了。每天都有分享,请放心关注  

                                                          

立本第十一

原文:

凡用兵,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势:一曰辅法而法行,二曰举必得而法立。故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治行则货积,货积则赏能重矣。赏壹则爵尊,爵尊则赏能利矣。故曰:兵生于治而异,俗生于法而万转,过势本于心而饰于备势。三者有论。故强可立也。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

题记:立本就是确立根基。商鞅认为强兵战胜敌人的方法有三:一是用兵之前推行法治,二是用法治形成民众积极从事农战的风气,三是让这种风气成为统一战争的工具。

译文: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然后军队才能出征。实现这三点有两个条件,一是君主辅助推行法治,法治才能实行,二是君主言行一定要合乎法度,法治才能确立。

如果仗着自己人多势众,那就像用茅草盖房子,虽然多但不结实。依仗武器装备美观那叫浮华取巧,却不实用。仗着虚名那叫欺诈虚伪。这三个方面,君主依赖其中一条,那他的军队就一定被对方战胜。所以强大的国家一定要使他的军队具备勇敢顽强地战斗意志,有了斗志就能尽全力打仗,拼尽了全力打仗,军队就会有无穷的潜力,这样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

国家的政策法令实行了,财富就会积累起来,财富积累起来,那国这家的奖赏就能增加。奖赏专门发给有战功的人,君主颁发的爵位就尊贵,爵位尊贵,国家的奖赏就会产生有利的效果。所以说军队诞生于政治,而又因政策的不同而差异,风俗有法治的约束才能形成,而又随法治不断发生变化,取得胜利的优势在于民心,而又因武器的精良而增加。这三个方面清楚了国家就强大就可以确立了。因此,强大的国家一定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国家一定强大;富裕国家一定能治理好,治理好的国家一定富裕;强大的国家一定富裕,富裕的国家一定强大。所以说社会安定强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定要弄清它的根本。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译文:通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不但不能兴国,反而误导了民众。误导了民众,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没有实力;国家没有实力,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译文: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教化民众都是要求通过专心务农来得到官职和爵位。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得到官职也没有爵位。国家废除空谈,民众朴实而且不放荡,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一途径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苟且谋求其它事。民众不苟且谋求其它事,国家的实力就会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会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有才华的豪杰都要改变自己的职业,而专研学习《诗》《书》,追随其它诸候国的权势,最好的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次一点也能得到一个官职;那些社会地位低微的平庸人便去经商,搞稿手工业,凭借这种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以上情况都出现,国家就要危险了。国君用以上两种人来教育民众,这个国家的实力就一定会削弱。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   

       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

译文: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粮仓虽然满了也不放松农耕;国家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也不能让空洞无物的言论泛滥,那么民众就会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那官职和爵位就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不能靠花言巧语来取得官职和爵位,那么奸猾的人就不会产生。奸民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迷惑。

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译文: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中能靠巧妙的空谈,诡辩的说教来获得官职和爵位,所以官职和爵位就不可能靠国家的法规获得。因此这些人进入朝堂便曲意逢迎君主,下朝回家便图谋自己的私利,用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下面卖弄权势,谋取私欲。曲意逢迎君主图谋自己的私利,就不会对国家有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爵位和厚禄;私下出卖国家权力就不是忠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追求金钱和财利。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升官的下级便说:“财产多了,那么就能得到高官亲安处之。”并且还说:“我不用上金钱财物待奉上级来取得升迁,那么就会像用猫做食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什么希望。假如用情感待奉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手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校正弯曲的木材,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到处搜刮钱财来待俸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定。如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就会卑微,家庭就会贫穷,假如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在交往相聚中,就会考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有才华的杰出人士会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权势;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君主用这种思想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译文: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任用那些喜欢卖弄,图谋不轨的人。君主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农耕作战以外的行业,那么国家的力量就集中到农耕作战上。国家的力量集中就会强大,国家崇尚空谈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出现一个学《诗》《书》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人搞手工业,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国家依赖农耕和作战而安全,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那是因为君主喜欢虚伪的空谈而选用官吏失去了法规。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社会安定;专心务农,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又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所以称王的道路不是靠外交,而是自己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译文:现在的国君仅凭考察人的才能和智慧来使用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会根据君主的喜欢爱恨来讨君主的欢心,使官吏处理政务千方百计适合君主的口味,因此国家选用官吏就没有了法规,这样国家就会混乱,而民众不会专心从事耕作和作战,善于巧舌游说的人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像这样的民众从事的其它职业怎么会不多,而土地又怎么能不荒芜呢?《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谦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国家注重实力,谨慎地进攻。谨慎地进攻,就一定会兴旺;喜欢空谈的国家轻率地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有威望的人和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世上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辩明要领罢了。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译文: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多没有掌握要领。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说客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糊里糊涂,而官吏被这些言谈弄得昏头胀脑,国中的民众也不愿意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巧辩了,更喜欢从事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会贫穷危险。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掉,寿命很短,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因虫害歉收,几年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一百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虫等害虫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诗》、《书》,每个乡一捆,每家一卷,对治理国家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是将贫穷变富有,将弱国变强国的办法。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抛弃空谈,依靠农耕和作战来变贫为富,变弱为强。因此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着,这个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头着,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半人从事农耕,有一半人闲着,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就会在诸侯争霸时不能自保,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因此,其它诸侯国就来削弱它,侵犯它,使它衰败。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想办法了。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译文: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放在农业上。民众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有诚信就容易役使,民众诚实便可以用来守城作战。民众专心耕种,那么就很少有奸诈之事,而且看重自己的故土不愿迁移,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那么就能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上进,民众专心于农耕作战,就可以用他们来对外作战。民众同君主亲近,并为了法度去牺牲自己,那么他们早晚就会都去从事农耕作战。民众如果不可以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见靠空谈游说的人待俸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安适,又可以得财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和作战。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自己的居住地,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

    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脩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译文: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众散漫而不能集中。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希望民众能将心思集中在农耕上。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如果民众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才能称王于天下。君主制定赏罚作为教育民众的辅助手段,所以对民众的教育有常法,治理国家也就会有成绩。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译文: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办法,所以不等君主实行赏罚民众便亲附于君主了,不等君主封爵加禄而民众便从事农战了,不等君主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死效命了。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但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面临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战胜强敌,攻破大国,那么就要修整用于防御的设施,考察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付外来的战事,这样灾难就可以消除了,而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应专心于农耕和作战,清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民众学习那些空洞浮华的学问和从事游说等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于农耕,这样国家就能富强,民众的力量也可以集中了。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 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之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译文: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亡而且军事力量薄弱,却愿意听游说之客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絮烦无有的言谈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的辩说,不去探求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悦王公大臣,便都学习他们。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普通人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高兴他们这样。因此国中民众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吃饭的人多。游说的人多,那么从事农耕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学习花言巧语空谈成风,民众就会放弃农耕而高谈阔论。民众放弃农耕,改为靠高谈阔论吃饭,并且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就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原因。如果国家凭空谈使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只有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开疆辟土,只有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靠专心于农耕和作战,集中民众的力量罢了。

转载请注明出处:商君书译文, 《商君书》全文、译文 :http://www.36duweixin.com/marketing/211132.html
  • 登录

    使用微信帐号直接登录,无需注册